原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回忆：“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、四世同堂、子孙繁衍、富甲一乡的大家族，人称书香之家，官宦之家核心配资知识网，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，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。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‘上大夫’。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是皇上亲赐的，经过这块牌子，文官要下轿，武官要下马。”
文强小时候也很奇怪：清朝的“上大夫”是什么级别？我家怎么会有两个上大夫？
不但文强奇怪，可能有读者也会觉得文强是在吹牛：上大夫不是秦朝卿、大夫、士三级官僚体系中的中层官员吗？怎么清朝也有上大夫之说？
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笔者专门去查了《清史稿》，在卷一百十·志八十五选举五·封荫推选封赠之制中，发现清朝确有大夫这个级别，而且级别还相当高：“文职封赠之阶，初正一品、特进、光禄大夫，寻改光禄大夫。从一品光禄大夫，后改荣禄大夫。正二品资政大夫。从二品通奉大夫。正三品通议大夫。从三品中议大夫。正四品中宪大夫。从四品朝议大夫。正五品奉政大夫。从五品奉直大夫。武职封赠之阶，初分三系。一曰满、汉公、侯、伯封光禄大夫，后改建威将军。”
展开剩余81%清朝文官武官都有光禄、资政、通奉、通议、中议、中宪、朝议、奉政、奉直等各级大夫，文强家的长辈也搞不清楚祖上那两个上大夫具体称号，只好含混地告诉文强：“相当于国会议员吧。”
将上大夫比作“国会议员”似乎也不算十分离谱，因为从正光禄大夫到从三品中议大夫，都是有机会“入阁”当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、内阁学士的。
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说：“让我写悔过书，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，就是不写。这样，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。”
文强是自己是二十三代，还有人考证应该是二十七代，更有人考证出文强并非像他说的那样是“表弟”，《湘乡高冲文氏支谱》、《文氏家族族源流》、《杨林冲文氏六义堂谱》等家谱、族谱都可以证明，文强自称“表弟”是不对的。
文强是不是“表弟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，而在文强的《新生之路》中，他在功德林的表现并不差，还当了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文艺专栏的责任编辑，要是真有那层关系，再加上表现良好，可能早就特赦出去了。
文强说很多功德林的管理制度，他都参与制定了，而且跟所长姚伦关系也不错，后来还一起拍过电影（可能就是反映战犯学习改造生活的《决战之后》），他最后一批特赦，怎么看都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据《文强口述自传》和《文强传》、《新生之路》记载，文强在我方曾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：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、少校连长，后来又担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、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、川东特委书记。
因为被捕获救后不愿意接受组织审查，文强一气之下离开四川到上海寻找更高层领导，未果后转换阵营，先当特务后当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直至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。
我们细看《文强口述自传》和《文强传》就会发现，后来组织上已经给他平反并招他归队，但是跟戴笠过从甚密且受到老蒋接见、管宋女士当面叫过“师母”的文强拒绝了。
文强的回忆录，有一些话是不能引述的，虽然他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、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、文史军事组副组长，但骨子里的傲气仍在：“一家报纸的总编问我：‘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？’我答复他：‘我体会有两句话，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，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。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，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。将来有人提到文强，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。’”
文强或许真是善良的，但他不肯服从召唤而归队，却也是事实，这一点他自己也毫不讳言：只为友，不为仇，不归队。
文强有没有跟最初的战友成为朋友，他自己没有写，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淮海战场给杜聿明当副参谋长，也不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，而是出了很多主意，在被俘前一刻也没想过起义投诚，所以他算不折不扣的战场被俘人员。
文强为何不肯归队，我们从他《口述自传》开头“自报家门”的文字中似乎能找到：他毕竟出身于大地主、大官僚家庭，年轻时可能壮怀激烈，中年以后就变得比较现实——他也想保住既得利益。
如果文强祖上真在清朝出过两个“上大夫”，那么他在思想上跟普通老百姓就会隔着一层，革命也许就是革自己和家族的命，他跟老蒋、戴笠似乎有差不多的想法。
清朝有哪些文姓高官，请恕笔者孤陋寡闻，还真不知道几个，知道的几人中，既有正红旗的，也有镶白旗的，据记载是文天祥第十九世孙的文柱，当过兵部主事、员外郎、浙江衢州知府、杭州知府、山西河东道兵备副使、直隶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，级别似乎跟“上大夫”沾了一点边，更重要的是文柱以兵部主事、员外郎的身份，参与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。
除了文柱，笔者在清朝高级官员中并没找到其他文天祥的后裔，即使找到了，似乎对文强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——文天祥是怎么死的，读者诸君都知道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著名汉臣后代在清朝为官，就像岳钟琪一样，都未必能得到先祖的认可。
不管怎么说，文强都没有在组织召唤的时候回归，作为战犯也没能提前特赦，所以要说他这一生，是很难评价的，文天祥知道有后裔如此，也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该失望。
文强在电影《决战之后》中以真名实姓出现，在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以“刘安国”的化名出现，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，仅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简短介绍中，就能断定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：“1926年入党，参加过南昌起义，三十年代初期，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。”
不管怎么说，要不是特别顽固或身份特殊，只要认真学习改造，都可能在1966年前特赦，文强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特赦，都说明他确实可能出身于清朝高官家族，而且还有一些难以改变的观念，那么在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看来，文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他回忆录中的那些师生、同乡、战友、亲戚关系核心配资知识网，都是真的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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